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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朱大可探讨 对中国传统文化爱与怕

《星岛日报》报道,华美人文学会于4日下午举办了一场名为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与怕”专题讲座,邀请到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——朱大可前来讲述,讲座吸引了逾60位民众前来参与。

在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与怕”讲座中,朱大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机制谈起,以生动活泼的例证,探讨中国文化的传播、融合以及改造的过程,更进一步分析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,以及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,并为听者厘清民族文化及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。

中国文化渊远深厚

讲座中,朱大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、兴衰过程,从华夏颓败和明清变局开始说起。对于华夏文明的死亡,朱大可将这中间的过程分成“华夏农业文明的衰败”、“西方工业及后工业文明的兴盛”以及“华夏投影文明的崛起”三个部分来说。而这三个过程,在之后也造就了三个文化选择,即“启蒙救国”、“国学救国”以及“文革救国”。

1920年代前后,新文化运动时期,当时的中国世界对中国文化无条件害怕,对西方文化无条件热爱,不断地向西方世界学习,借凿它的基本价值观以及科学民主的普世价值。但是,中国的文化渊远深厚,作为文化大国但文化却逐渐在流失的时候,不免引发了一种集体痛苦,进而创造了焦虑,但也因为这样的焦虑,推动了我们重新探索文化选择的可能性。

启蒙运动造就国学热

到了1980年代,启蒙运动崛起,大家才开始重新恢复对中国文化的意识,发现到中国文化其实没有那么不好,这才又渐渐带动起中国文学的新气象,以国学反对西方,开始了对中国文化无条件热爱,对西方文化无条件害怕的情境,以排外的立场,力主回归中国历史传统,借凿儒家、墨家、道家及佛家价值观,也造就了一场国学热、读经热、民俗热等。

不过,到了现在的儒学热和国学热,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,把一大堆事物都“供奉”起来,成为一个文化笑话。当下流行的所谓儒学和国学,是对外排斥西方先进文化、对内排除“思想异己”,由于对封建传统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双重畏惧,进而对其进行摧毁,显得本末倒置。

朱大可用许多有趣的例子来探讨中国文化,台下观众仔细聆听,又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,许多参与者也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,拿出纸笔认真地在做笔记。除了探讨中国文化的问题,朱大可更言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,而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,即是在于寻求各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和解,而非制造敌意和对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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